高盛传奇，金融强盗中的贵族
美国纽约曼哈顿百老汇大街85号，一栋褐色办公大楼。没有企业标识，没有公司名字，门口墙上仅有门牌号码。不少人身着黑色职业装，手持黑色公文包和黑莓手机，匆匆走进大门，穿过几乎空无一物的大厅，前往各自办公室。与外界一些传言相反，办公室内没有价值8.7万美元的手工地毯或单价5000美元的废纸篓。而这就是高盛集团总部所在地。
高盛主要经营四类业务：
投资银行：向由企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和政府组成的多元客户群体提供广泛的投资银行服务，其中包括：就合并和收购、资产出售、企业反收购活动、风险管理、重组和分拆、公开发售和私募配售的债券和股票承销(包括国内交易和跨境交易)，以及与这些活动直接相关的衍生工具交易提供策略咨询服务。
全球市场业务：促进客户交易，并在固定收益、股票、货币和商品市场提供做市服务，主要是与企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及政府等机构客户合作。向遍布全球的主要股票、期权及期货交易所提供做市服务，并向机构客户提供融资、证券借贷及其它机构经纪服务。
资产管理业务：通过诸如共同基金和私募基金等账户，向一系列机构和高净值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涵盖几乎所有主要资产类别。
消费者及财富管理业务：为个人提供投资和财富咨询解决方案，包括财务规划和咨询、经纪交易执行和管理资产等。
通过诸如共同基金和私募基金等账户，向一系列机构和高净值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涵盖几乎所有主要资产类别。高盛的崛起之路堪称传奇，有人认为它是华尔街精神的代表，国际资本市场的榜样；有人认为它是不择手段的阴谋集团，把持美国经济金融大权……
起步期（1896-1931）：票据起家，折戟资管
1848年，迫于欧洲的反犹太人风潮，犹太人马库斯·高曼(Marcus Goldman，1821–1904)从德国巴伐利亚来到美国新泽西州，最初只能靠拉马车维持生计。1869年，高曼带着妻子和孩子移居纽约，在距华尔街一步之遥的曼哈顿松树街成立了马库斯·高曼公司。
那个时候恰逢南北战争之后，银行信贷紧缩，很多商人都借不到钱。高曼的公司位于一栋建筑狭窄的地下室，算上他本人只有两名员工。作为中间商，高曼每天都会把需要现金周转的珠宝商、皮革商手上持有的本票用现金买下，再把价格提高转卖给有需要的银行，赚取差价。1882年，高曼提升女婿盛克斯为公司的合伙人。1885年，高曼又让自己的儿子亨利·高曼(Henry Goldman)与另一位女婿Ludwig Dreyfuss成为合伙人。19世纪90年代，高曼已经成为全美最大的商业本票交易商，营业收入也由1882年的5万美元倍增至1890年的3100万美元。
1888年更名为高盛（Goldman，Saches & Co．），包含高曼家族(Goldman)和盛克斯家族(Sachs)的印记。1896年，高盛公司如愿以偿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06年，高盛进入IPO市场(首次公开募股)。1907年，高盛迎来此后历史最重要的一个人——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彼时的西德尼·温伯格还只是来自贫民窟的犹太小伙，13岁辍学，15岁在轮渡站卖报，16岁时高盛公司给了他一份清洁工助理的工作。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修建铁路等重工业建设进入尾期，时值制造业起飞前夜，亨利·高曼主持高盛与雷曼兄弟合作包销证券，利润五五分成，完成了沃辛顿泵业公司的债券承销、西尔斯在欧洲的股票发行等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1917年，亨利·高曼因为亲德国的立场，反对协助盟军作战而辞职，高盛被盛克斯家族控制。
追赶期（1932-1974）：重振投行业务，跻身顶尖行列
19世纪中叶，美国股市的发达程度非常有限，还是以公债和公司债为主。到一战后，纽约证券交易所逐渐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证券交易市场，美国也自此成为世界证券投资的中心。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1879-1967)加入高盛。到1928年，他成为拥有高盛股份最多的合伙人。卡钦斯成立了高盛交易公司，采用杠杆原理，无限放大投资和收益。高盛交易公司盛极一时，备受推崇，以不到2500万美元的总资本掌控5亿美元的投资，实质与“庞氏骗局”无异。
1929年秋，以“黑色星期五”为标志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致使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由326美元的高位暴跌至1.75美元。高盛交易公司损失了92%的原始投资，公司声誉一落千丈，成为华尔街的笑柄、错误的代名词。积累的资金一夜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整整一代人努力得来的成果化为了泡影，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高盛一笔承销业务都没有接到，濒临破产。1930年，瓦迪尔·卡钦斯离开高盛后，38岁的温伯格挺身而出，成为新一任高盛掌门人。1931年，高盛巨亏1.2亿元，占合伙人原始投资的92%；当年华尔街排名前14位的信托公司累计亏损1.725亿美元，高盛交易公司一家占其中的70%。西德尼·温伯格顶住了压力，指挥下高盛交易公司稳步退市，最后被阿特拉斯公司低价收购。
1932年，美国迎来新一届的总统大选，竞选双方是胡佛与罗斯福。罗斯福因抨击总统与华尔街暧昧关系而受排挤。温伯格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罗斯福，并且费钱费力尽心为其提供帮助。在罗斯福当选美国第32届的总统之后，温伯格不仅成为新政府商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41年应邀任职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助理，为总统物色选拔商业人才，由此结识众多社会精英。1947年，西德尼结识了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Ⅱ)，后来得到了1956年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股票巨型IPO这样的好生意，高盛由此跻身顶级投行榜单。
西德尼在担任高盛的领导人期间，始终坚信良好的客户关系、广泛的商界联系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他的私人朋友中，有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如通用电气、福特汽车、宝洁等公司的老总，还有其他几十家巨型公司的主管人。西德尼还同时担任超过30家公司的董事。他对其担任董事的公司的忠诚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只有卡夫公司生产的奶酪他才消费，他所有的电灯泡都是通用电气的产品，他只在西尔斯公司购买厨房用品。当成为福特汽车公司董事后，他就卖掉了自己的凯迪拉克和奥兹莫比尔汽车，换成了福特公司的林肯和水星汽车。
1970年，高盛抓住商机，在投资银行界异军突起。当时资本市场上兴起“恶意收购”，恶意收购的出现使投资行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催发了新的行业秩序。高盛率先打出“反收购顾问”的旗帜，树立了“与中小企业站在一起”的正面形象，帮助那些遭受恶意收购的公司请来友好竞价者参与竞价、抬高收购价格或采取反托拉斯诉讼，用以狙击恶意收购者。高盛成了遭受恶意收购者的天使。
成熟期（1975-2007）：行业竞争加剧，向重资产业务转型
美国资本市场四大变革带来业务机会：
1）固定佣金制改革。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证券法修正案》，废除长达185年的证券交易固定佣金传统，实施佣金协商制，佣金费率由1975年的0.5%大幅下滑至2001年的0.06%，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占比由1975年的46%降至2007年的12%。
2）储架发行推出。1983年SEC正式采纳“415条规则”，储架注册制推出。这两项变革加剧了投行在传统领域的竞争，大投行开始向重资产业务转型。
3）衍生品需求爆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国采用浮动汇率制，开始利率市场化，汇率、利率波动增加，催生金融衍生品服务需求。
4）机构投资者崛起。1981年401K计划开始推出，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大型机构入市。
1976年，在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古斯塔夫·雷曼·利维去世后，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由怀特·温伯格（悉尼·温伯格之子）和怀特黑特两人共同作为高盛产业的继承者。80年代高盛抓住英国私有化浪潮、在欧洲与老牌本土投行抢夺市场，90年代转向新兴市场，1994年高盛进入中国，分享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红利，国际业务利润占比40%，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建设。
这一时期高盛引以为傲的“合伙人”走到尽头，1994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美联储加息影响，高盛业绩急剧下滑，全年利润仅5.08亿美元，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34名合伙人突然辞职，提取资本金达到4亿美元，高盛重创，此后决心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9年在纽交所上市，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成为高盛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高盛集团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行，与美林及摩根士丹利多年来稳居全球投资银行业内三雄。
转型期（2008年至今）：去杠杆、科技金融赋能、打造全能银行
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五家大型的独立投资银行在短短六个月内全军覆没。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公司卖给了美国银行，贝尔斯登公司“贱卖”给竞争对手摩根大通……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都转制为由美联储监管的银行控股公司。
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几周，高盛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从美国财政部获得了100亿美元。作为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主要交易伙伴，高盛从这家陷入困境的保险公司得到的联邦援助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
近年来，高盛开启了科技赋能打造现代全能银行的战略。2009年至2015年第二季度之间，高盛共参与了私有科技公司的132笔融资交易，在银行业中居于首位。在金融科技方面，高盛集中于区块链和人工智能领域，2016年5月高盛推出网络银行GSBank，初次涉足零售业务，2016年10月，高盛推出网贷平台Marcus，主要向普通消费者提供高息储蓄业务和个人贷款业务等，并且在2019年与苹果公司（AAPL.O）合作推出了第一张信用卡。
与全球其他金融机构相比，高盛资产规模不是最大，员工人数不是最多，但赢利能力却遥遥领先。贪婪、拜金、偏执、雄心勃勃……围绕高盛，争议之声从未停歇。高盛的成员渗透到各国政府，被誉为美国高官的“西点军校”，为美国政坛输送过4位美联储地区主席、3位财政部长、十余位高管担任过美国高级经济政策顾问，把持美国经济金融大权，充当美国的“经济杀手”。
在高盛，公司对员工一直灌输这样的思想：“要始终创造价值，但创造价值的方式并不只是赚钱”，高盛人在追逐利润之外还有更高远的目标。高盛高管一般干个七八年就会转职。，不过要让高盛的人跳槽，首先要说服他们的是，“去其他地方工作并不掉价”。由于他们在高盛已经赚足了钱，美国政府的那份薪水虽低（财长的公职收入一年才20来万美元），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离开高盛去其他企业，通常会被视作一个失败，去世界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觅得高级职位，才是离开高盛后的理想道路。
高盛出身的华盛顿官员总是比较低调务实，他们愿意努力让总统在前面抛头露面，自己则在背后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对政府贡献重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高盛出身的官员严于自律，即使手握大权，但极少有丑闻发生，所以高盛人的口碑非常好。有人说，美国存在“财政部—华尔街”和“国防部—大军工企业”两大共同体。官商“旋转门”已成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利益交换、名利双收的手段，必然引发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这就使得，美国的经济和政策要看华尔街，华尔街的立场和倾向要看高盛的判断和选择。
高盛的黑历史
宾州中铁巨额票据欺诈案。1968年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宾州中铁）拟发行1亿美元商业票据进行融资，聘请高盛发行承销。但高盛发现宾州中铁存在财务造假、利益输送等问题，为撇清风险，高盛要求宾州中铁回购其本票，而且一改当时包销惯例，待有明确意向的客户出现才让宾州中铁直接出售本票。但这些自保措施并未向客户透露，而且也未及时告知宾州中铁评级下调的事实。1970年宾州中铁突然破产，40多名客户指控高盛承销虚假陈述，要求赔偿8700万美元，远高于当时高盛所有5300万资本金。这次危机最终于1977年以3000万美元和解，但高盛声誉受损。
马克斯韦尔案。19世纪80-90年代，马克斯韦尔以控制的上市公司和养老基金股份作抵押获取巨额贷款，以此高溢价对外收购，达到转移资产、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涉嫌拖欠28亿英镑贷款及掠夺5亿英镑养老金。高盛被英国监管部门认定为马克斯韦尔的“首席财务成就者”，面临协助安排贷款、作为大宗交易对手方、通过海外公司秘密购买股票拉抬股价操纵市场、提供并购咨询服务、IPO承销等“帮凶”指控。最终马克斯韦尔于1991年自杀，而高盛通过伦敦办公室的负责人向公益团体捐款，求助于在英国皇家秘密情报服务机构任职的约翰卡尼克疏通，以2.54亿美元达成和解，这是伦敦金融城史上最高的和解数额。
希腊债务造假案。2001年，希腊一直希望加入富人俱乐部（欧元区）。然而希腊的预算赤字却超过了GDP的3%，负债率也达不到欧盟不超过GDP的60%的要求。这时候高盛来了，在收取了3亿美元的佣金之后。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制设计了一套 “货币期货交易”的方式，成功使得希腊“账面债务”减少了2%，达到了加入欧元区的门槛，最终骗过审核部门 ，让希腊入驻了欧元区，并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假账是信手捏来，但实际中的债务不会凭空消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希腊只好老实交代，其在2009年的预算赤字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12.7%，债务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11.3%。希腊经济的崩溃直接带崩了整个欧盟，最终演变成著名的欧债危机。欧元遭抛售，欧洲股市暴跌不止，而精明的高盛早就从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10亿欧元的20年期CDS（信用违约）保险，将德国栓在了希腊的债务链条上，最终导致欧盟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迫不得已的欧盟只能向希腊，再度发行了3000亿的债务，帮助希腊度过危机，但之后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则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次贷危机做空美国地产。2007年高盛通过做空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危机大量牟利，2010年SEC对高盛提起诉讼，指控高盛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陷入衰退时，设计了一项结构复杂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同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保尔森对冲基金勾结，做空该产品，使投资者蒙受损失超过10亿美元。最终高盛支付5.5亿美元罚金，堪称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金。
涉嫌“猎杀”中国企业。通过入股中资大型企业、担当承销商等途径向中国市场全面渗透。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香港）、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等。
在众多中国企业在衍生品上折戟，巧合高盛均深涉其中。从01年开始，国际油价进入一个上涨周期，04年后，油价快速上涨，高盛开始在中国到处兜售锚定商品价格的金融衍生物，这些衍生物都有个共同特点，盈利有限亏损则是没有上限。2004年，高盛旗下新加坡杰润公司的悉心指导下，向中航油陈久霖推荐看跌石油价格。首期亏损580万美元后，陈九霖要求斩仓，但高盛建议“挪盘”，最终中航油的损失被放大超5亿元，中航油巨亏40多亿元而不得已进行公司债务重组，杰润公司居然有脸以中航油的重要债权人之一出现。
2008年后中信泰富因汇率衍生品交易亏损147亿港元，东方航空、中国航空因石油衍生品交易分别亏损68亿元和62亿元、中国远洋因航运费用衍生品套保交易亏损50亿元等等。随便分析其中的一个案例吧：东航买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合约，签约时间2008年7月末。主要内容是航空公司可以用当时油价的八折（即100美元）每月向杰瑞购买5万桶石油。魔鬼藏在附件里 ：如果航空公司的累计盈利达到150万美元时，该合约自动终止。如果石油价格跌破70美元，航空公司需要以70美元的价格每月购买10万桶石油。次贷危机爆发后，石油一度跌破40美元。2009年7月后，油价才重新站上了70美元以上。因为这次反弹较快，航空公司损失并不大。高盛还加上了一个时间条款，即合同到期后，可以选择是否展期。还好09年以后，油价长期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东航很快与杰瑞和解。权力责任完全不对等，你赢最多150万，亏就是无上限，还没法自己解约，金融课的学费一向很贵。大量国企、央企、民营企业上当，还无处伸冤。无论是资产还是金融水平，中国券商都比高盛落后一大截。
一马1MDB案。槟城富三代刘特佐通过关系从马兰西亚豪门纳吉布家族那里，拿到了几个国家开发区重点项目。作为回报，刘特佐分了部分股权给纳吉布等人。2009年，纳吉布成功当选马来西亚总理，刘摇身一变成为国家顾问，纳吉布还批准成立一支名为一马公司的国家基金由其负责。一马公司的初衷是提振马来西亚经济，为国民谋福利，而在刘特佐的操控下，一马公司成了他和纳吉布牟利的工具。
刘特佐找了个高盛的投资合伙人，希望帮发行债券，给付20%的佣金。高盛在2012年至2013年间协助1MDB安排发行三笔债券、募集总计65亿美元资金，高盛收取6亿美元手续费，是国际上承销风险债券行业平均水平的好几倍。其中27亿美元被刘特作、纳吉布等人挪用中饱私囊。
2018年5月，马来西亚举行大选，纳吉布败选。自卸任总理后，纳吉布被起诉，一马案败露。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高盛集团同意向包括美国司法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在内的多国和地区的监管机构支付总额29亿美元的罚金。高盛和马来西亚政府稍后也达成了类似“认罚不认罪”的协议。高盛向马来西亚政府支付25亿美元的罚金，并确保追回14亿美元的1MDB债券或相关资产。作为回应，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撤销所有针对高盛的未决控诉和其他赔偿要求。为了赚取近6亿美元的承销佣金，单单两笔罚金合计超过54亿美元，相当于高盛前9个月的所有利润，这可能是高盛接过的为数不多的一笔晦气生意。
往期文章：